旷伏兆同志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委、铁道兵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旷伏兆（1914年1月—1996年6月 ），江西省永新县人。1929年10月参加革命，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旷伏兆同志曾任江西省永新县乡工会会员，县少年先锋队支队长、县模范团大队长，配合红军英勇作战，参加了攻克吉安战斗，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贡献力量。他参军后曾任红八军第七十团班长、红六军团十七师政治部宣传员、军团保卫队政治指导员、第十七师五十一团营长兼总支部书记、龙桑独立团政治委员、第十六师四十六团副政治委员。1933年，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央苏区时，他参加了江西永新九路冲歼灭国民党军陈光中部战斗。1935年3月参加了湖南侯平战役，英勇作战，光荣负伤。1935年9月，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突破蒋介石重兵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的大规模“围剿”，11月19日开始长征。在长征中，旷伏兆同志任红六军团四十六团副政委，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率部与敌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在云南宣威率部参加战斗时，他身先士卒，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再次光荣负伤。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12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旷伏兆同志于1937年10月任中共山西省方山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山西新军建立后，1938年5月调任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第二支队副支队长，率部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同年7月，参加山西朔县李明堡战斗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战斗指挥在第一线，第三次负伤。1939年1月，他奉命调到冀中军区工作，先后任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十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冀中十分区政委时，于1946年率部参加了大清河北、固安、胜芳保卫战，第一次平汉路等战役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1948年3月后，他历任晋察冀军区补训兵团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六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第二十兵团六十七军政治委员。先后率部参加了解放张家口、太原等战役战斗，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旷伏兆同志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七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干部部部长。1951年8月，他率部在朝鲜铁原、涟川地区参加了夏秋季防御战役，大量歼灭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同年10月，他率部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参加了朝鲜金城以南地区防御战，坚守阻击10天，毙伤敌2.3万余人，击毁击伤敌坦克47辆，阻止了敌人的进攻。1953年6月，他指挥该军3个师的部分部队，在朝鲜十字架山进攻战斗中，攻占敌号称“京畿堡垒”的座守洞南山伪第二十一团全部阵地，歼敌大部，击退敌54次反扑，毙伤俘敌66000余人。同年7月率部参加了朝鲜金城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一举突破敌人4个师25公里防御正面，突入敌纵深15公里。1954年6月后，他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兵团政委，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功勋。

回国后，旷伏兆同志于1958年3月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第一期学习，1960年3月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副部长，中共地质部党组副书记，1964年4月兼地质部政治部主任，在我国地质战线战斗了15个春秋，为组织领导地矿、石油资源勘探开发，为地质队伍建设、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5年10月，旷伏兆同志任空军副政治委员，1978年5月，任铁道兵第二政治委员，1983年5月，调任解放军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1996年病逝于北京。是第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旷伏兆中将是地道战的主要创始人。

1942年，随着正面战场的日益稳定，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规模越来越大。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拉网”、“剔块清剿”，实行所谓的据点、碉堡、壕沟、修路、筑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使大多数抗日政权被摧毁，大批的革命干部惨遭杀戮。一时间，“家家有哭声，无村不带孝”，平、津、保三角地带成了人间地狱。加上八路军战术战法和武器装备的落后，根据地军民常常在对日伪军的反“清剿”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1943年3月，旷伏兆到晋察冀军区第十军分区任政治委员。在旷伏兆到达第十军分区的第二天，他正在杨庄和地委书记杨英谈工作时，突然遭到数百名日军的包围。当时，旷伏兆带领的十几名工作人员临时住在一户群众的大院里。为了尽可能地避免伤亡，旷伏兆当机立断，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分散突围。在杨英的安排和群众的掩护下，旷伏兆匆匆钻进了一个仅能容纳一人的、设在鸡窝下的小地洞里（群众称之为“蛤蟆蹲”），在这个狭小的洞中，旷伏兆精神高度紧张，他手持短枪对准洞口，准备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与敌人同归于尽。好在敌人进村后，村党支部书记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主动向敌军指挥官大献殷勤，招呼敌人喝酒、吃饭，消除了敌人的敌意，旷伏兆等才有惊无险。这段地洞中的经历，让旷伏兆萌生了一种天才的军事构想。

从洞中出来后，旷伏兆对这种以“蛤蟆蹲”躲过敌军“扫荡”的方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分析，认为这种消极被动的躲藏方式，一旦被敌人发现，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军分区政治部的王锡珍、段清俊等人，就是因为被敌军发现而牺牲在洞里的。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但怎样变被动为主动呢？旷伏兆沉思良久，忽然脑中灵光一闪：既然“蛤蟆蹲”可以藏人，那为什么不能将各“蛤蟆蹲”连接起来成为地道呢？一个村里的可以连接，几个村里的也可以连接。一个村里遭到敌人袭击，完全可以躲到另外的村子里去；敌人发现了一个，还有很多个，有百个、千个；地道既然可以藏人，那也完全可以做运兵、储藏弹药、作战等其他用途。旷伏兆立即和分区司令刘秉彦等分区领导研究。很快，他的构想得到了分区领导人的一致支持。分区即决定派作战参谋任子木和熟悉本地状况的高荣到二连县米南庄，进行挖掘地道的试点工作。短短几个月，一套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作战方略，在足智多谋的旷伏兆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得以迅速贯彻实施。整个第十军分区的辖区内，根据地军民在地下、地面和空中建成了一套完整的立体式作战系统。这种被称作“地下长城”的地道网，成了八路军与敌军进行斗争的重要依托。

地道战开展起来，地雷的埋设也一天比一天普遍起来，给敌人增加了更大的威胁。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游击队员和民兵埋设了自制的地雷：有的是“踩雷”，有的是“拉线雷”，让敌人躲不及、跑不掉。当时有的院子里设有假门，敌人推了一扇，是个死的，旁边又一扇门，再推时，门开了，地雷也响了；敌人到鸡窝里抓鸡，地雷从鸡窝里响了；到柴禾垛里抱柴禾，柴禾垛里的地雷又响了……

根据地军民的这种新的反“扫荡”战术，开始并没引起日军多大的重视。后来，在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中，日军遭受了重大的伤亡。地道和地雷的完美结合，令日军心惊胆颤，每次进入根据地的村子内时，常常会禁不住地产生畏惧心理：有的到了村前侧足而立，不敢向前迈进；有的见到村里交错的房屋、建筑就不知所措，乱了方寸；有的指挥官气急败坏，督促士兵前进，用刺刀逼着士兵进院、下井、下地道……日军官兵纷纷惊呼遇到了“奇幻战争”。

就这样，旷伏兆和第十军分区的“地道战”威名迅速传遍冀中乃至整个中国，令日军闻风丧胆。各革命根据地纷纷仿效。一时间，冀中地道纵横交错，组成了复杂的地下长城。